“贾樟柯对我个人影响甚深。他以自己成长的山西小城为背景的三部曲，让我第一次意识到那些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也有着动人与感伤。成为朋友后，我多少有些意外地发现，他的谈话与书写能力甚至比镜头语言更有力量，艺术家的敏感与知识分子式分析在其中高度融合。

在同代人中，再没有一位比他更让我折服的了。他有一种罕见的平衡感，在感受力与理性分析之间，在个人命运与时代情绪之间，在知识分子情怀与江湖气之间，在创造力与商业运作之间，在中国社会与世界舞台之间，在故旧与陌生人之间，他似乎都能从容不迫……

这些语境都与我熟悉的贾樟柯有关。但一个陌生的贾樟柯也意外地浮现出来。他充满热忱的贪婪人工智能、VR的世界，毫不掩饰对人文主义信念的怀疑——这曾是他最显著、令人称赞的视角。他也流露出某种对公共生活的厌倦，认定参与公共辩论、形成共识，是一件过分自我消耗之事，他想回到一个更纯粹的创作者的状态。

我理解他的感受。但HannahArendt的一段话却突然浮现在我脑海里：“历史中许多这样的时代，公共领域被遮蔽，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并由它所塑造的人们，会倾向于想和公共领域保持距离。要么尽量地忽略它，要么越过它，跑到它背后——就仿佛这个世界只是人们可以躲藏到它背后的一种表象。”

不知贾樟柯是否愿意承认，他在世俗世界越成功，或许也意味着更充分的躲藏。”

——摘自许知远《偏见》

许知远在采访贾樟柯后写下这段采访后记。他在《十三邀》节目中，作为曾经用文本观察、反思时代的知识分子，许知远这次选择了抛头露面用影像的方式介入互联网时代。同时，也将他本人推到了大众的面前，有赞誉、有诋毁、有猎奇、有不理解……

而许知远是如何看待这些呢？他在“十三邀”节目第一辑实录《偏见》的序言里，谈到做“十三邀”的初衷：“我总渴望另一种人生，一个水手、银行家或是摇滚乐手，总之，不是此刻的自己。采访是满足这种渴望的便捷方式，在他人的叙述里，我体会另一种生活……”。

在书中，除了《十三邀》剪辑后的精彩呈现，其实更在于镜头外你看不到的东西：每次访谈完一位嘉宾后，他将自己抽离出来，作为一个旁观者，更为理性深入地思考。而这些内容，都会被收录于《偏见》中。

大家就是从一个艰难的生活，流动到另一个艰难的生活

许知远：你刚才说一两年来开始觉得疲倦，想慢一点，为什么呢？

贾樟柯：从我拍第一个短片年到现在创作没有停过。长时间旅行、写作、拍片。特别是拍片，你要想保持稳定的拍片量，工作是不能间断的。写剧本好几个月，写完了看景、看演员、建筑、拍摄，拍摄完去宣传，宣传的末尾你又开始写剧本。我这二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一步接一步，一个事接一个事。最近两三年觉得过去那种生活太单调了，不是累，就觉得单调。朋友圈也在变，你总在工作，最后朋友都是工作伙伴，另外一部分就会忽略。这两年特别想回到过去那种生活。我过去生活是什么呢？就是街道上的生活。我记得高考没考上，那一年夏天我特别高兴。因为考上考不上无所谓，但是不上学了。上午比如说去一个同学家聊聊天，中午回家吃饭，睡个午觉，睡起来体力充沛，非常舒服，然后就上街。我有一个朋友是配钥匙的，先在他的摊上喝茶、聊天。另一个同学他们家是在邮局卖杂志、报纸的，我就去人家摊上看摊。为什么？就是看那些杂志。每天都是最新的小说，《收获》《当代》《十月》这些杂志都有，等于是我的图书馆。读一阵天快黑了，朋友就开始聚了。

我朋友还有在教堂里扫地的，将来拍电影我特别想把他拍进去。你想80年代末，我们没有人去过香港，他也没去过，但是他是一个香港电影迷。因为迷香港电影，他就研究香港的地理位置。他能准确地画出一张香港地图来，港岛在哪儿、九龙在哪儿、尖沙咀在哪儿、油尖旺在哪儿、尖东在哪儿，因为黑社会片子里都有这些地区。我后来去了香港，我发现他画得没错，非常准确。

大家晚上一起去看电影，县城里有演出就看演出。看完再去一个朋友家打麻将，然后回家睡觉。我很怀念这种生活，就是跟人在一起。

许知远：我们以前聊过您对中国社会情绪变化的观察。从年到现在二十年，其实发生了好几次特别戏剧性的改变？

贾樟柯：我很难再回顾那些戏剧性的改变。总体来说最大的一次可能是拍《三峡好人》的时候。我拍《三峡好人》的时候越来越失望，因为你真的深入长江流域，你会发现社会就是呈现出固化，没有那么大的流动，大家就是从一个艰难的生活，流动到另一个艰难的生活。你无非是从长江流域到东莞打工，生活有本质变化吗？并没有。

这种阶层的固化挺触目惊心的。我们去了奉节，第一天住到酒店里就满天的焰火。我们还说，这个城市欢迎我们到来放焰火。原来是一个老板的儿子过满月，满城放焰火。但第二天一去老城，很多家庭比山西还要差。山西人家里总有点家传，什么八仙桌、太师椅，虽然是旧的，清代、明代的，但是像样的家具总有几件。到了奉节老城，家徒四壁，就一个竹椅子，一些塑料袋，全部的家底。说到《三峡好人》那个电影，剧本在一边拍一边改，其实之后两个故事就是讲现实这个样子，个人该怎么选择，最终还是强调个人有选择的自由跟权利。

另一次就是最近一两年。我在工作中会遇到公众的压力，或者说公众的挑战。归纳起来三点：第一点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在取悦西方人。你给外国人拍电影，获取你个人的好处。第二点就是市场经济的煎熬，说你电影没人看，你电影是一种脱离大众的、自私的电影。第三个就是我越来越成为一个受商业世界欢迎的人，我每年拍大量的广告。那么，你是否商业化了，商业化成为一个污点。然后商业化又跟地域问题结合在一起，你是否出卖了某种中国的现实跟底层人民的生活来让你衣食无忧。

这是一个老问题，因为没有一个艺术工作是不被人谈论的，除非你的电影的确是没有人看，引不起讨论。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遇到的娱乐媒体记者其实都90后了，但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一样的。这个让我非常非常的失落。我今年5月份在戛纳领一个奖的时候我说，我刚拍电影的时候特别有激情，我觉得电影可以改变世界，但现在我觉得世界改变得太慢了。二十年了，七年算是一代，三代人过去了，思维模式没任何变化。我们45岁，有生之年你已经看到三代人是同一个思维。

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他更自信了。因为有很多资讯，他也能出国走一走，亲眼看到老外怎么这么喜欢你的电影，好，你就是取悦西方人。

自我认定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应该进入到更自由的不怕失败的阶段

许知远：大的社会环境认为电影必须实现更大的市场价值，这个事情对你一个从业者影响大吗？

贾樟柯：我本人的影响并不大，因为我十几年一直在一个固定的循环里面，保持一种良性的循环。这个市场再大，或者再小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我喜欢的那种电影的确是迅速衰亡。电影业还在，工业还在，电影还会红火下去，但是我喜欢的那种电影已经在消亡没落了，包括观众年龄的低龄化，荧幕世界的低龄化，荧幕世界的扁平化。它不是创作者主导变成这样，是消费者主导变成这样的。它是个全球性问题，你像美国很多好的导演，索德伯格什么的现在都在为HBO拍戏。电视台观众年龄层相对高一些，HBO那种电视、电影里，还可以看到过去我们喜欢的电影。但是在终端的实体影院里，的确我们喜欢的那种电影，观众流失得很厉害。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回天。我说就像京剧没落一样，梅兰芳都挡不住，贾樟柯也挡不住。我喜欢的电影还会继续拍，但是它在终端已经不存在了，这是个现实。

许知远：那你回应它的方法是什么？接受命运，坚持自己，还是别的方法？

贾樟柯：我觉得应该从终端上着手。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是没有具有品牌效应的艺术电影院，固定的人群聚集不起来，所以变成了恶性循环。在欧洲情况好一些，现在欧洲的产业政策支持很多电影院，固定的艺术电影院经营得非常好。他们不是靠理想在经营，是真的能收到钱。为什么？因为它长期聚集了一个稳定的观影人群。比如说我去巴黎，我就去蓬皮杜艺术中心旁边有个叫MK2电影院。我每次出差也不看广告，晚上我去那儿看，肯定是放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电影，它是几十年不变的。在法国、德国都有充足的片源，能天放同样一种类型的影片，国内就没有。

我现在还是想（在国内）建。我觉得也不能那么消极地说只是坚持自己的创作，产业政策还是应该改变。产业政策最主要的缺陷在哪儿呢？中国不允许私人公司进口电影，进口电影的权利都在国营公司，批进来的都是同一种电影——好莱坞电影。你没有法国电影、没有日本电影、韩国电影、欧洲电影、美国独立电影支撑，中国哪有那么多好的艺术电影，没有，顶多30部。那一年52个星期，你肯定是不行的。

许知远：可能年中国还是个不那么重要的存在，但现在在世界变得那么重要，你怎么观察这个变化？它对您有影响吗？

贾樟柯：我最初感受到的是年轻一代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灵魂独立的问题。大部分这样的孩子还是国家主义的思维模式，他们忽略人本身的东西。在经济总量让他们激动沸腾的时候，他们完全无视，比如说贵州昨天三个小朋友自杀。五六岁小孩，家里父亲打工，妈妈跟人跑了，老人养不起。五岁就想着去自杀了。他们对这种事完全无视，因为他不是个人主义者，他是国家主义者。

我在多伦多跟人吵过一架。我在多伦多放我的《天注定》的时候，就有中国留学生站起来直接批判，说我们国家是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你为什么不去拍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那个，你为什么只拍穷乡僻壤，离了煤矿你会死？这是挺悲哀的，最基本的个人主义没有受到重视。

许知远：我们是同代人，我们特别惊叹你过去二十年高度浓缩的生活。包括你今年45岁就得的那个终身成就奖。这么多认可在这么年轻的时候都已经得到了，对你的影响是什么？让你更镇定吗？

贾樟柯：应该是让我变得更自由了。既然已经有那么多的肯定、鼓励，自我认定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应该进入到更自由的不怕失败的阶段。

……

本文摘选自《偏见：十三邀第一辑》

十三邀节目首次集结出版第一辑

《偏见》上市

十三邀节目首次集结出版第一辑——《偏见》上市。之所以书名为《偏见》，是因为这本书中保留和再现了许知远在《十三邀》中一直强调的——带着偏见看世界。

然而，“偏见”并非字面这样扁平，有其丰富的内涵，它是高傲的、自省的，佻达的、禅静的，机心的、童真的，逐利的、遁世的。

十三段访谈的文本，像是十三段迥然不同的人生体验，高低错落，徐徐展开，在不同的维度切中时代的脉搏。

谈话自有它的内在逻辑，它逼迫讲述者勾勒自己的轮廓、探视自己的内心。判断很可能片面、浅薄与武断，但背后，是许知远对他人与时代真诚的理解欲望。

断章截句地发出几声嘲笑似乎太过忽略许知远的穿透力与洞察力，正是《偏见》这本书，将十三邀的丰富和意义，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偏见》中额外收录了节目中没有播出的采访——王小波亲友（李银河、李静、姚勇）访谈实录（近2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