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但我们假装忘记。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种能力，有一种勇气去面对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或许有时候我们不能面对这样的生活，面对这样的电影，这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

——贾樟柯：《这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

贾樟柯似乎永远都徘徊在体制和国家的边缘，从《小武》到《站台》，从讲述一个小偷的情义，到诉说一群青年的梦与醒，他从来都是为那些挣扎在底层中的中国人说话的。强烈的现实主义叙事，沉闷的长镜头，冗长而单调的平行式的取景，粗糙的画面质量，还有地道的山西汾阳口音，这就是我眼中的贾樟柯式的电影风格。《三峡好人》也是如此。尽管，这是两个山西人与“三峡”的遭遇，在这场遭遇中，贾樟柯是一个外来者，是一个陌生人，他只能以山西汾阳的眼光来窥探“三峡”（奉节），在这种略显匆忙的窥探中，他却发现了最为真实的秘密：在这片因为改革开放、资本运作而变得日渐流动的国土上，生活始终都保持着同样的面相。流民（民工）从山西到四川、从四川到山西，时代便是流动的水与江湖，而每个流民的生活，无论是流到东还是西，流到南还是北，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流动便是无根，故乡的失去，家庭的破碎，记忆的脱节，希望的丧失。而伴随着时代的永远是无名的伤痛、惨烈的记忆与真实的承受。“三峡工程”是每一个中国人记忆里的重大事件，如果没有它的在场，好像一代人的记忆便会丧失殆尽。这个巨大的工程像是国家权力最合适不过的象征，由权力、资本、和劳动堆积起来的钢筋水泥大坝，如同一个巨型的怪物横亘于长江上游，标示着人对自然的征服，宣扬着权力的最终胜利。在体制的宏观叙事上，三峡工程是一个标杆。然而，在清一色的对“三峡”的赞颂与宣传中，贾樟柯无疑是一个异类。因为他妄图唤醒人们真实的生活记忆，他想要从时代的肌肤里切一把锋利的刀，让人们从体制的梦幻中苏醒，睁眼看清“三峡工程”背后的，生活的真相。没有人讲述他们的历史与记忆、生活与生命。在时代的洪流中，人们习惯了变化，选择了遗忘，而或是“假装忘记”。然而，生活依然如故，就像电影的英文名称一般，“stilllife”，静止的生活，一成不变的生活，依然故我的生活，“静物”一般的生活。

生活在变化中保持着不变，生活在时代中依然在安静地呼吸。当贾樟柯的镜头不再对准那座宏伟的工程，而是转向了那里的人与生活时，那个时候，他已经成功了。

一、寻找

离开山西汾阳老家的煤矿工人韩三明，坐在轮渡上眺望着长江，身穿着白色背心，一脸憨厚。16年后，他独自一人动身去寻找自己的妻子马幺妹，以及那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长成什么样子的孩子。他的妻子是当初花块钱买来的，在一次公安肃查行动中趁机跑回了老家奉节。

而与此同时，医院的护士沈红也踏上了前往奉节寻找自己丈夫郭斌的旅程。整个《三峡好人》就这样被两个山西人的“寻找”贯穿到一起。

他们在寻找什么？一个男人在寻找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个女人在寻找自己的丈夫。这是两个同样破碎的家庭，然而，他们都在试图重新使家庭得以完整。这种中国传统中深深扎根的家庭伦理，使得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种奇异的情感，无论是颠沛流离的战乱，还是生离死别的天灾，都没能阻止中国人对破镜重圆、落叶归根的向往。家庭和故乡是一种依靠，中国人的生活，无论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都能在家庭中得到安慰和成全。然而，时代正在悄然起着某种变化，它使得某种延续了多年的传统伦理，正在遭逢着前所未有的侵袭和危机。这种变化便是：家庭和故乡即将失却，或是早已丧失了。从电影一开场的轮渡上的场景，一个长镜头，从左至右，低缓地平移，我们看到了彼时的底层人民的生活：他们在船上、火车上、马车上流动。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民工和流民，他们离开故土（资本尚未到达的地方），去往资本已经扎根和运转的地域。“三峡”是一个缩影。它代表了资本和权力最大规模的运作，犹如一只遮天蔽日的巨手，淹没了奉节人的家庭和生活空间。以往的故土的失去，不过是天灾与人祸，战乱与饥荒。然而，吊诡的是，奉节人民现在却面对着人为的剥夺——国家对他们生活空间和故土的征用：他们必须做出牺牲。他们失去了故土与家庭，这是一种被迫的丧失；而流民涌入三峡，他们参与劳作，他们挣取微薄的血汗钱，来换取生存，而又在不经意间创造改革的历史。他们主动地抛弃了故乡和家庭。无论是韩三明遇到的那个将要去往广东的妇人一家（她的孩子也在远方参与着国家的建设），还是韩三明自己的孩子，他从前妻的口中得知，他去往南方，更远的南方——东莞，打工去了。这种家庭支离破碎、分崩离析的现实，是现代中国不得不走的一条道路。然而，每个人却在这样的时代中都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危险。韩三明和沈红，两个身份、阶级、地位完全不肖的山西人，都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中而不能自拔。他们寻找的不仅仅是妻子或是丈夫，而且是一种依靠——在这种无根的环境下的、流动的生活中的支撑和希望。

二、挣命“挣命”，这是中国的劳动者才配享用的词语。它本身便有种诙谐和幽默，命怎么会是挣来的呢？然而，它又是如此严肃地在讲述着中国的劳动者的真实生活与生命。是的，“挣”，不仅仅有“挣钱”的意味，如果仅仅是挣钱挣来生命和生活，那么这种生命和生活毫无任何尊严和崇高值得诉说；然而，“挣”还意味着“挣扎”，意味着斗争，这是一种人与自己的命运斗争的生活，人在命运中挣扎，在命运中活着，并且在这种挣扎中赢得胜利。人处在活着的最低水平上，没有安全、没有庇护、没有喘息，然而，人却在这种极端惨烈的条件下，活着，而且坚强地活着。《三峡好人》中的流民，无论是朴实憨厚的韩三明，还是那个跋扈热烈的小马哥，还是那群日日夜夜不分昼夜劳作的民工，还是韩三明的妻子，生活在这巨大的江湖中的每一个劳作的人，都在挣命。stilllife，所指向的就是这种人与命运不断斗争的生活。这种生活居然是一成不变地生长着，在这流动的时代竟然保持着某种惊人的静止。人们出生、成长、活着、劳动、挣扎，然后死去。这样的循环居然持续着某种传统，以至于在这种传统中，生活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沉默的姿态，沉默者就是劳动者，他们在这种沉默中劳动，然后无言地死去。在一片废墟中，三峡向我们展露出它的另一种面相。它不再是我们想象中、或是游览中的灵动的碧水与不老的青山，不再是旖旎的风景与连绵的丘壑。三峡是苍白的、死气沉沉的、毫无生气的。而在这苍白的幕布中央站立着、生活着的人群是它唯一的点缀。他们古铜色的皮肤，在烈日的炙烤下渐渐变得黝黑，背脊望向天空，天空是云雾缭绕的四川；他们的臂弯是强健的，然而，那种肌肉不是在健身房中的操练得以形成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抡锤、拉纤和劳作中锻炼出来的。然而他们的身躯却并不高的而强壮，反而显示了因为疲乏和无营养的操劳留下的痕迹。是这些人，用他们的双手，带着老茧的、有着裂痕的双手拱起了三峡。

然而他们却没有历史和记忆。没有人会来讲述他们的生活。在这种卑贱的生存境遇中，历史的讲述者有意地遗忘了这样一群人，而我们也跟着遗忘。当马克思将“劳动的人”定义为人的最高的和最后的本质时，真正的劳动者，labor们却面临着失去历史的危险。他们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荣耀、权力和传统值得诉说，他们在阴影中苟且生存，而当有一束光开始照亮他们的生活时，他们却早已死去。于是，贾樟柯追赶上了这束光，他试图捕捉住奉节在湮没前最后的影像，在这种影像中，生活的真相将会从底层劳动者的生命和生活中流溢而出。流民和民工们的前身是农民。无论是韩三明，还是其他人，他们在离开故乡之前，是有自己一份土地的。然而，韩三明选择了下煤窑，民工们选择了去建筑工地。中国的农民们具有某种天然的狡黠与愚昧，然而，在贾樟柯的镜头中，他们脱去了这种略显幼稚的狡黠和愚昧，留给我们的只有那种纯朴的真诚。

在烟、酒、糖所勾连起来的社会网络中，人们之间的情意竟然显得那么温情而美好。第一次来到旅馆时的韩三明，就是以烟来跟老板和小马哥套近乎的；而在之后的寻妻中，他称呼马老大“哥”，给他带了两瓶山西汾酒，作为礼物；而当小马哥临死之前，临了给各个打手分发大白兔奶糖，也给了韩三明一颗。中国的传统似乎就是靠着这些物件来维系的，每到春节，似乎只要置办了这些物件，就可以过个好年。在温情脉脉的兄弟情谊中，人们展开了与命运的搏杀与斗争。当小马哥跋扈地笑着，热情的招呼打手们时，他说“以后大哥一定不会亏待大家的”，这种对未来生活的美好与幸福的期待，却最终换来了一个身死的命运；当韩三明分发烟给自己的工友时，他说，“我就要回家了。要去挣钱了。”每天块钱的薪酬诱惑着每一个挣命者，然而，当韩三明说起下煤矿是十分危险的工作，命若累卵的危机氛围便弥漫开来。人们沉默着吸着烟，背脊闪着生命的光芒。而第二天，他们一个不落的，都跟随着韩三明，去往了命运未卜的山西。他们那神情、那姿态，像极了《站台》中的韩三明，坚毅而果决，充满着对命运的理解与妥协。在云淡风轻的一纸生死合同中，韩三明会把自己的命交付给天；而同样他们也可以为了生成，将命运交付给煤矿。

每一天，这里都上演着生与死的牢固的对抗。日复一日，白骨累成丘壑，而那些尚未失去生命的人，就从这死亡的危机中，看到了某种反抗的尊严。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定义他们的生命。命如草芥，就如同小马哥的死一般？还是命悬一线，就如同影片最后那个超现实的镜头，一个在云雾缭绕中，执着地走钢索的人？他们活着，却好似已经死去；他们劳动，就如同麻木的机械；他们反抗，却好像在驯顺的妥协；他们死皮赖脸地活着，却在死亡面前表现了如此慷慨与大度，执着与冷静。他们永远地都保持这一种盲目的热情，这种热情促使他们去生活、去奋斗、去挣命，然而却从未想过去反抗这种环境，而现实告诉他们，中国大地上处处都是这样的生活，反抗便是对界限的逾越。这些命若琴弦的人，在挣命的时刻，究竟有没有一刻有过胆怯和害怕，就如同电影中当那堵被人力推翻的墙倒下时，他们都躲藏在墙下；就如同那个敲碎栏杆的人，本身就在栏杆上。他们四处流浪，却永远都得不到喘息，他们四海为家，却永远都无家可归。

生活的荒诞就是这样。在加缪热情地歌颂西西弗斯时，他似乎没有看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早已经有过一代又一代西西弗斯。他们在创演着毫无希望的神话。他们在这种平静地生活中沉默的劳作，永远都在推着巨石上山下山，这种盲目而执着的热情，让他们一代又一代地消耗着生命的热量。他们就是西西弗斯。这种充满生机的劳作、这种挣命，就是一种燃烧与消耗，在燃烧和消耗中，他们奔向自己的死亡。这是我的父辈们的生活。我在电影中到处都看到了父亲的影子。他从未跟我谈起过幸福，他唯一的幸福是我的幸福。无论是那背脊、那臂弯，都充满着一种悲悯的忧伤。

三、希望当韩三明和他的前妻再一次相见时，妻子问他为什么早不来找，16年后才来找。韩三明沉默了。按照原本的台词，他该说的是：“春天的时候，煤矿出了事情，我被压在了下面。在底下我想，如果我能活着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要看看你们，看看孩子。”（见《这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然而他没有。生活让他保持了沉默的姿态，一切的苦难都将在沉默中溶解、稀释、净化为一种无言的忧伤、一种风轻云淡的平静。这就是韩三明唯一保有的希望。他为了这一希望跋山涉水，他也将为了这一希望而回去山西，努力赚钱，来换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当韩三明和他的前妻在空旷的高楼骨架间分食那颗大白兔奶糖时，他们才算是尝到了生活的甜蜜，而不再是苦涩的记忆。而远方的远方，一座大楼又轰然倒塌。

当沈红最终见到自己的丈夫时，她和他在大坝前跳了一支舞蹈，然后告诉他：“我们离婚吧。”

她的理由是，她喜欢上了别人。我不禁设想，这个女人最后会如何？像娜拉出走后会如何一样，她将会有怎样的人生。而我想，在这之后的一生，她都将为寻找另一个喜欢的人，寻找另一个家，作为自己的希望。而贾樟柯说，他就是想看看在这个崇拜金钱的时代，谁还会关心好人。我一直不明白“好人”意味着什么？而现在我大概懂了一点。所谓好人，不过是还未丧失希望的那群人。每一个挣命者的心中都有一个家园，那里有他的情人、土地和孩子。他们盲目地劳作，是为了幸福的希望。贾樟柯在讲述这些没有记忆和历史的人们的历史与记忆。他让这些人们能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让这些沉默者，能开口说话。而我，我看到了现实在起舞。而记忆看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