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鍝娌荤櫧鐧滈鐨勫尰闄㈠ソ http://m.39.net/baidianfeng/a_4910787.html ·本号第篇推文· 原题：时闻謦欬沐春风——敬贺邓蜀生先生九十华诞 作者：李剑鸣 题记：以年资论，邓蜀生先生与先师杨生茂先生属于同一代人；他的仙游，意味着中国美国史学科的奠基一代全都离开了我们。想到这一层，令人倍觉伤痛。9年前，为庆贺邓先生九十诞辰，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其中包含我对邓先生的敬仰、感戴之情。现在重新找出这篇文章，以表达对邓先生的悼念和缅怀。 去年五月十日，黄安年老师邀我一同去看望邓蜀生先生。黄老师带着采访的任务，要为一家刊物写一篇访谈录。在人民出版社的一间会议室里，我们如约见到了邓先生。我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看到过邓先生了，陡然一见，多少有些陌生感。寒暄一过，我觉得他还真没有明显的老态，除了目力不济外，看面色、神情和动作，都不像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我不免暗自惊叹，也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年5月10日在人民出版社小会议室李剑鸣、邓蜀生合影 （图源黄安年教授科学网博客） 我们三人在会议室里待了两个来小时。主要是黄老师发问，邓先生作答，我坐在一边聆听。黄老师问得简短，邓先生答得详尽，所以多数时间是邓先生在说。我不时抬眼看他，认真听他说话。他一直精神饱满，思路连贯，口齿清晰，声音洪亮。谈完了，他一定要请我们到附近的北京宫吃饭。席间，他仍是兴致高昂，谈笑风生，毫无倦色。 黄老师为这次访谈拟定了详细的提纲，问题很具体，很细致，包罗很广。听了邓先生的谈话，我对他的传奇经历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亲身参加了两场重要的战争，曾两度直接与美军打交道。头一次是以翻译的身份在印缅战区帮助美军，第二次则是在 中做战地记者，在美军飞机的呼啸声里写战事报导。后来，他在政治上受到冲击，当过右派。但他并没有消沉颓废，而是保持一种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心态，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在事业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在编辑工作之余，他转而研究美国史，最终成为中国美国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奠基人。 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和妻子秦文女士的故事。他谈到了与秦文女士的初识，谈到了婚后的坎坷经历，也谈到了她晚年的病痛和去世。据他说，秦文女士自料大限将近，两人还讨论过 和捐献器官的事。说起往事，邓先生的语气始终平稳，神色也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我感到他内心似乎激荡着一种强烈的情感。 见过邓先生回来，我便从网上搜到了中央电视台为秦文女士逝世制作的专题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这个片子里，我看到了年轻秀丽、丰采动人的秦文女士。遥想当年，邓先生和秦文女士真是才貌佳偶，琴瑟和谐。后来，两人先后在政治上遭到迫害，始终相互扶持，得以渡过劫难。及至晚年，秦文女士为疾病折磨；年逾古稀的邓先生陪伴病榻，精心照料，相濡以沫，足见伉俪情深。我觉得这是一个超越生死的爱情传奇。看罢不觉唏嘘不已，也对邓先生更加敬佩。 邓蜀生先生与妻子秦文女士年在北京植物园合影 （图源黄安年教授科学网博客） 在这以前，我虽然十分熟悉邓先生的著述，但跟他的亲身接触不算太多。我最初认识邓先生，完全是通过读他的文章和著作。 八十年代初期，国内的美国史文献少之又少，每得一本新书，我都有如获至宝的感觉。听说杨生茂先生编了一本《美国史论文选》，我在书店里遍寻不得，便给天津人民出版社发行科写信，邮购了一册。拿到书后，我就迫不及待的通读一过。其中有一篇题为《威尔逊与中国》的长篇论文，材料丰富，立论稳健，写法大气磅礴，行文汪洋恣肆，读罢连呼“过瘾”。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邓楚川”。那时我对美国史兴趣渐浓，平时十分留意国内各位美国史学者的论著，可是从未听说过这位“邓楚川”，心里不免纳罕。后经多方打听，才知道“邓楚川”就是邓蜀生先生。后来听邓先生说，他是个摘帽右派，只能用这个名字发表文章。这在当时，已经是殊为不易的事了。 我还在报刊上读过邓先生的好几篇文章，看过他写的《罗斯福》。我早就知道有这样一本书，但未见于坊间，只能从熟人那里借阅。在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对书中的具体内容已是印象模糊，但读这本书的情景和感受，却如在昨日。我那时生活清苦，陋室孤灯，把卷夜读，乃是 的赏心乐事。这本《罗斯福》似有三四百页，我几乎是一口气就读完了。读的时候，完全被书的内容所吸引，并不知身疲眼倦；读毕只觉的满脸热胀，双目朦胧，脑子异常兴奋。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一部十分少见的历史人物传记，选材精当，运思高妙，叙事畅快，文笔洗练，词句考究，文气淋漓，让人爱不释手，读起来自是欲罢不能。 今天的读者若去读这本书，也许不会有我当年的那种感受。但这决不意味着我在刻意渲染和夸张。在八十年代前期，国内的美国史研究还处在蹒跚起步阶段，不仅资料和信息十分匮乏，而且学术和意识形态的边界模糊，甚至交叉重叠，理论和思想的禁区比比皆是。就是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邓先生写成了《罗斯福》一书。这本书无论在知识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极大地突破了当时的格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当年我们那批美国史的初学者，身处一种热切求知而又缺少读物的困境，对任何好书和好文章，都怀有如饥似渴的心情。能读到邓先生的《罗斯福》，真是至感幸运，获益良多。 邓蜀生：《罗斯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 邓先生后来对美国移民史产生了兴趣，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还出版了一部著作。他着力探讨来自众多族裔的移民在美国悲欢离合的经历，以此揭示美国人口和文化多样性的形成。这些论著受到了学界同行的重视和好评。我对移民史所知甚少，不敢轻率地评论其学术价值；但只要展卷一读，仍可以看出邓先生特有的著述风格：谋篇布局自成一格，造句行文独居匠心，读起来总有酣畅淋漓之感。 现在想来，我 次同邓先生直接接触，还带有几分戏剧色彩。那些年我疲于奔命，中断了写日记的习惯，现在许多细节只能凭不可靠的记忆，失实和误记自是难免。 那是在年的下半年，邓先生给我捎信，要我抽空去北京取回《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的校样。这本书是“美国通史丛书”的第二卷，书的主编是业师张友伦教授。张先生已赴美国访问，便把校对和其他事项委托给了我。那时，南开大学历史所正处在历史上最晦暗的时期，原来存在学校账户上的经费被强行查扣，所里除了勉强维持日常运转外，根本没有出差的经费。我个人的收入则仅够养家糊口，即使是到北京这种短途出差，也觉得要花很大一笔钱。所以，我一直在等着有人去北京时，顺道取回校样。邓先生大约是久候不见人去，便在给杨生茂先生的信中提及此事，其中有一段话对我做了严厉的批评。杨先生便把信转给我。当时我不在家，他将信别在了宿舍的门把上。当我读到信中的那段话时，不觉又羞惭，又委屈。我连夜给邓先生写信，用我当时的艰困境况来为自己辩解。邓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并说出差经费不是问题，可以先垫付，再从稿费中补上。于是，我专程去北京取回校样，又找人分头校阅，并查对和添上了索引的页码。邓先生后来说，校对做得仔细，尤其是索引页码的处理十分恰当。这真叫“吃一堑长一智”，我懂得了对待任何工作都不能马虎；手头诸事纷纭时，一定要把握好轻重缓急。 经过这件事，我与邓先生渐渐熟悉起来。到了年下半年，我打算申报破格晋升职称。记得是秋冬之际的某天上午，我到师资处交申报材料，才知道需要两封同行专家的推荐信，其中一封必须由校外专家写，而且要得很急。我从马蹄湖边的校行政楼出来，边走边想，校内的推荐信自无问题，请业师张先生写一封即可；校外的请谁写合适呢？我首先想到了邓先生。北京固然有多位同行专家，但我认定找邓先生更合适。于是，我便直接去天津站坐车，两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北京，接着又一口气找到了邓先生的住处。 那时通讯不便，我事先没有和邓先生联络，等到了他家，才知道他不在。给我开门的是一位端庄优雅的女士，我猜应是邓先生的夫人。她和善地问明来意，把我让进室内，倒了茶，要我等他回来。我便拘谨地坐着，也不知邓先生什么时候能回家，自己当天能否赶回天津，内心不免忐忑不安。那位女士在一旁忙碌，间或同我聊几句。我忽然觉得她有几分眼熟，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中间不知谈到了什么，她说自己是北影厂的演员，已经退休，近些年很少接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就是在银幕上见过的秦文女士。 大约两个小时后，邓先生终于回来了。他听说我需要一份推荐信，二话不说，就进到里间去写。当时邓先生已经年过七旬，在外面奔波忙碌了大半天，回到家还未来得及歇口气，就挥笔为我写推荐意见。约莫过了一刻来钟，邓先生便拿着两页手写的信笺出来了，要我看看是否合式。我匆匆浏览一遍，看到中间有些奖掖和溢美的词句，内心十分欢喜。我谢过邓先生和秦文女士，匆匆告辞出来。走到外面，我才猛然意识到，刚才贸然闯到他家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也不知造成了多大的干扰和妨碍。想到这一层，我不觉十分愧疚，对邓先生和秦文女士的感戴也更为强烈。 也就是在同一时期，经张友伦先生推荐，杨生茂、刘绪贻两位前辈决定由我接手写“美国通史丛书”的 卷，邓先生也表示支持，并向我交代了写作的要求和其他细节。在此后的五六年里，我全力以赴写这本书，中间不记得邓先生是不是来信催过稿。待我的稿子完工时，邓先生已年近八十；考虑到他的目力，我特意用较大的字号打印出来，送给他做编辑的底本。邓先生后来说，编这部稿子他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成书时，封底有一段话介绍这本书的内容， 还有两行评价性的文字，称赞本书“视野开阔，见解新颖，论述精辟，资料丰富”。从行文的风格看，想是出自邓先生的手笔。事后听几位师友说，邓先生背后也对小书时加称赏。看来，封底的话并不完全是出于“广而告之”的用意。邓先生的肯定和鼓励，自然是我不断努力和上进的动力。 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 今年五月，我又见到了邓先生。这次是北京地区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同仁聚首，为曹德谦先生庆贺九十华诞；与曹先生同岁的邓先生亲身到会祝贺，还发表了简短而精辟的讲话。他称赞曹先生的著述“独树一帜，自成一格”。过后，我读到一篇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导，其中引述和阐发了邓先生的这八个字，以诠释会议的主旨。邓先生发言时很谦逊，上来就说自己不善言词，难免词不达意；可在我看来，他思维之敏捷，言语之隽永，并不稍逊于当年。 年5月10日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座谈会上李剑鸣、邓蜀生聊天（图源黄安年教授科学网博客） 在这个会上，我坐在邓先生身旁，有机会同他交谈。邓先生问到了我的学业和工作，叮嘱我注意身体，并说，人生在世，许多东西都是过眼云烟，唯有留下一点有价值的文字，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我想，这既是邓先生自己近九十年人生经验的结晶，也是对年轻一辈的提醒和勖勉。这样的话听过以后，是不可能忘记的。 （年6月28日） 编辑：杨洁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审：张勇安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推文 欢迎转发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