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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第一章巴山蜀水孕育的四川人

在战国以前的历史文献里，巴与蜀是分称的，不论在地域范围、人类群体，还是在古国、古族等方面，巴、蜀之间都有着清楚的分界。到战国时代的文献中，才开始出现巴蜀合称的记载，从地域相连的角度反映了巴文化与蜀文化和人类群体的交流融汇。

巴国最初立国在汉水上游一带，西周春秋时沿大巴山北缘向东发展，战国时代南移长江流域，溯江而上进入川东即今重庆地区，从此重庆地区便成为了巴国大本营的所在。

而在殷墟甲骨文和西周甲骨文中则多次出现有关“蜀”的记载，殷周甲骨文中的蜀，指的是以成都平原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边包括汉中盆地在内的古蜀国。正是这个古代蜀国，曾在商代创造过高度发达和辉煌的三星堆文明。

公元前年巴、蜀统一于秦后，秦在巴、蜀故地分置了若干个郡，而分别以巴郡和蜀郡为中心。这样，以巴和蜀分别作为川东、川西的政治经济中心的这个格局连同巴和蜀的名称，便一同保存了下来。

楚汉相争时，刘邦夺取天下所恃的经济来源主要在巴蜀。西汉前期，巴蜀的经济实力已位居全国之首，正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说，那时的巴蜀“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汉家食货，以为称首”。

东汉时，西蜀人口已有39万，与京城长安的人口已不相上下。《后汉书》说：“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

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中兴时代，而当时“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推扬、益”（卢求《成都记序》）；或者说“扬一益二”（司马光《资治通鉴》）。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成都）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而成帝业”。西蜀历来是富庶之地，安乐之乡，易守难攻的险固之所，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道尽了蜀地数千年来的治乱形势。

唐朝的成都“土地沃美，人士俊义，一州之望”，已成为全国最大城市之一。“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新唐书》）。成都还是全国的造纸中心，“益州麻纸”是官方指定的公文用纸。

到了宋代，成都出现了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当时成都人口占南宋的近1/4，而财赋收入更占南宋的1/3。时人曾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这个名称，始见于宋代。宋真宗咸平四年（年）设益、梓、利、夔四州路，治所分别为今四川、三台、汉中和奉节。这四路，一般称为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在宋徽宗大观三年（年）的诏书中就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词，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将“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略称的开始。元代在宋代的川峡四路基础上设四川行省，简称四川省，省治四川。从此“四川”一名沿用下来。年3月行政区划调整，将重庆市从四川省中分割出去。

3.“四川人”祖先的演化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