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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医院治疗白癜风费用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4525518.html 《巴渝古今随笔》系列之 吊脚楼情思 作者：野渡 像我这岁数的“老重庆”，儿时记忆里不可能没有吊脚楼，即便那印象早已逝入遥远的梦中，却依然是如此的强烈。那年头，山城重庆到处都充斥着这样的简陋民居，下面用长长短短的杉木棍或者毛竹杆支撑着，墙壁是糊上一层黄泥巴的篾笆折。每次路过临江门、千厮门、川道拐、石板坡、建兴坡那些吊脚楼群集的地方，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驻足眺望：崖坡下，两江水在滚滚奔流；崖坡上，吊脚楼层层叠叠，歪歪斜斜，一阵江风吹过都像在晃荡，似乎还听得见榫头穿斗处、竹木绑扎处叽嘎叽嘎的摩擦声。建筑，总与地貌气候相交融，与历史血脉相连接，是特定地域的立体文化符号，是人类群体记忆的物化。每个地域有每个地域的建筑特色，北京人有四合院，上海人有石库门，福建人有土楼，陕西人有窑洞，滇西傣族有竹屋，草原牧民有蒙古包，而重庆人则有吊脚楼。建筑，是城市文化在时空上的缩影，是用文化浇铸的城市灵魂。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建筑情结，诚如果戈里所云：“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它依旧还在诉说。”那么历史回光里，重庆吊脚楼又在幽幽地诉说些什么呢？……一或曰，中国传统民居中有五种类型最具乡土风情，即北京四合院、陕西窑洞、云南一颗印、福建客家围龙屋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干栏式建筑。重庆吊脚楼，就属于干栏建筑的一种。干栏式建筑历史非常古老，可以远溯至上古时期，人类的早期居所——典籍所称之“巢居”，其实就是干栏建筑最原始的形态。西晋张华《博物志》所云“南人巢居，北溯穴居”，先秦《韩非子·五蠢》所云“有巢氏”，所论就与这东西有关。考古发掘证明，多年前的河姆渡人以及稍后的良渚人，就都居住在这种悬空的居所内。由“巢居”演绎升华就变成了“干栏式建筑”，乃是一种用木杆或竹杆作为底架支撑构筑起来的“空中楼阁”。至于“干栏”一词，有人说是少数民族“房屋”一词的音译，最早见于魏晋古籍。中国古代的南方百越部落是干栏式建筑的流行区域。据《北史·獠人传》记载：“獠者，盖南蛮之别种，散居山谷，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唐书·南平獠传》记载：“南平獠者……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曰干栏。”此类建筑之所以主要分布在南方，大致因为一些自然的因素，诸如山地峡江制约、潮湿瘴气侵害以及毒虫猛兽威胁等。《韩非子·五蠢》就如是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出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吊脚楼在本质上属于干栏式建筑，但与一般意义的干栏建筑又有所不同，它们大多临河依山就势而建，仅三面悬空，一面却靠着崖坡实地，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还是称作半干栏式建筑为宜。重庆市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远古巴族特有的乐器“錞于”，其上所绘房屋图案与吊脚楼就一个模样，足见这种特殊文化习俗承传之悠远，难怪吊脚楼向有巴楚文化“活化石”之说。与其他干栏式建筑一样，吊脚楼也主要分布于南方山地，包括渝东南、黔东南及湘西、鄂西、桂北等地区，是苗、壮、侗、水、布依、土家等族群的传统民居。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蛮传》记载：“南平僚东距智州，户四千余，多瘴疠，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楼居，梯而上，名曰干阑。”这个“南平僚”的地望，《新唐书》谓之“东距智州，南属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也就是处在今日广西玉林和重庆渝中主城、綦江、涪陵之间，这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吊脚楼分布于南方山地的情况。《华阳国志·巴志》还对秦汉时期的渝中古城作了生动的描述：“郡治江州，地势刚险，重屋累居。”吊脚楼有如下几种基本构建形式：正屋着地，一侧厢房伸出崖坡悬空支撑者，曰“单吊式”；两侧厢房皆悬空支撑者，曰“双吊式”；将两侧悬空厢房连接为一个四合之体，则曰“四合水式”；若再加修一层楼，就叫作“二屋吊式”了。此外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形式，即按照地形本不需要“吊脚”，却偏偏要用棍柱将厢房支撑起来，让厢房高于正屋，称为“平地起吊式”。在吊脚楼大家族中，重庆吊脚楼尤具特色。试想想，偌大一座两江环抱的山城遍布吊脚楼群，重叠错落，映山照水，如此独特而浓郁的地方风貌（特别是山城夜景），实非小村小寨的吊脚楼景观所能比拟。用民俗审美的眼光打量，旧时的重庆吊脚楼也真是别具一格的美。清代才子李调元为此留下佳句：“两头失路穿心店，三面临江吊脚楼。”乾隆时候巴县知县王尔鉴的描述更生动：“高下渝州屋，参差傍石城。谁将万家炬，倒射一江明。”艺术化的洪崖洞仿古吊脚楼群则创造出了另一种魅力，其神似宫崎骏《千与千寻》中的奇幻梦境招引来八方游客，使其迅速蹿升为的一个网红打卡地。二吊脚楼是重庆民居中的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却并非重庆传统建筑（更非重庆建筑）类型的全部，要清晰地认识重庆这座城市，你就必须完整地解读它“依旧还在诉说”的各类各式建筑。先从纵向看。就泛意义的建筑而言，重庆古建筑上可溯及五六千年前的大溪文化，下可连接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漫长过程。巫山龙骨坡遗址显示，万年前重庆地区的古猿人居住在洞穴内，与旧石器时代的普遍居住状态类似。而五六千年前的大溪文化遗址则显示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重庆地区的古人类已经走出洞穴到地面建房。通过大溪文化遗址的柱洞等遗存可以判定，其时长江三峡地区的房屋多为红烧土和竹材制成，且已出现了“干栏”的初始风貌。夏商周三代，伴随着巴人溯长江而上逐渐迁徙至渝中半岛的过程，重庆的古建筑也逐渐历经了由穴居向巢居、干栏式、榫卯结构的演变过程。由汉至唐，重庆地区的建筑类型变得多样化。汉代中后期以降，“官署、民居、庄园、高台楼阁、阙、祠堂、戏楼、说书场、牢房”等建筑交错杂陈；相对完整的中原合院建筑形态也出现了。到唐代中后期，合院型民居已成为重庆地区城镇居住建筑的主要形式之一。及至宋代，商贸活动的放开和经济贸易的发展，促使重庆城镇民居又一次嬗变，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沿街联排建筑，即兼有居住与经商功能的“店宅式”建筑（或“上店下宅”，或“前店后宅”）。彭大雅扩筑渝中古城之后，通远门一带就大量涌现出这样的新鲜建筑样式。明清两代，巴渝建筑逐步走向成熟，形成了以大挑梁、木构架、夹皮白粉墙及小青瓦为基本特征的建筑风格；同时，明以后制砖业迅猛发展，许多城镇的城墙及房屋墙壁都采用了砖建。清代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尤其给重庆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契机，各地移民带来了不同的建筑文化，诸如徽派建筑的封火山墙，南方的抱厅、嵌瓷技艺等，它们与本地的“合院”相融相济，造就出晚清巴渝建筑独特而丰富的形态。再从横向看。若将巴渝传统建筑划分为民用、军事、公共、园林等类型，吊脚楼仅仅归属于民用建筑中的民居范畴，而且还只是民居品种之一。更别说这些类型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建筑类别，诸如宗祠、戏台、石刻、墓地、窑炉、盐泉等。这里只对“四大类型”略作介绍。民用建筑包括了民居、书院等多种类型。前文已围绕吊脚楼对重庆的民居作了概述，这里就再补充说几句书院。中国的书院体系从唐代起始到清末淡出历史舞台，存在了多年。书院自产生之初便常与僧院、道观为邻，所以往往选址于深山老林。重庆的书院又有其特殊性，它们多由大户人家的宅院或者近城的寺庙改建而成，如磁器口古镇的翰林院、涪州的北岩书院、万州的白岩书院、江津白沙镇的聚奎书院等。军事古建筑同样瞩目。重庆地处水陆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许多古城镇中都分布着军事建筑及设施（包括城墙、城门、碉堡等）。南宋末彭大雅、余玠修筑的渝中半岛石头城、合川钓鱼城等，堪称冷兵器时代军事建筑的典范。巴南丰盛古镇也很具代表性。从明末至民初这里都是涪陵、南川、硌碛、木洞等周边城镇物资交流的集散地，是重庆通往贵州陆路交通的中转站，素有“长江第一旱码头”之称。同时，丰盛古镇也是“一脚踏三县”的要塞险关，清代在这里修建了数十座防御性碉楼，其中十座迄今保存完好。公共建筑设施也很精彩。不少古镇、村落、老街至今尚可见，如合川涞滩古镇、沙坪坝磁器口、渝中区巴县衙门、双江镇古石板街、石柱西沱云梯街等。还有很多寺庙、道观，如渝中半岛的罗汉寺、南岸玄坛庙的慈云寺、梁平万竹山的双桂堂，南山的老君洞、沙坪坝的龙泉洞、云阳的张飞庙等。“湖广填四川”以后又产生了众多的会馆。据《重庆会馆志》云，清末的重庆是全国会馆建筑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近千座各类会馆遍布于各区县城乡。仅以主城而言就拥有著名的“八省会馆”，分别为湖广会馆、江西会馆、广东会馆、陕西会馆、福建会馆、云贵会馆、山西会馆和同庆公所。最后再饶舌几句巴渝传统园林。重庆主要有以下一些园林类型：寺庙园林、纪念园林、宗祠园林、书院园林、宅园会馆、历史遗址等。作为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一的中国园林，讲究建筑与山水、小品相融共生，在这一点上重庆园林并无二致，但其又自有一些本土的自然、文化特色。其一、重庆是一座山地城市，地势不平，经济文化又相对落后，难以像北京、苏州那样形成私人造园风气，故私家园林遗存甚少且基本不完整。其二、主要以寺庙园林呈现于世。0年重庆市园林局曾对重庆传统园林及古建筑、古民居作过一次广泛的调查、踏勘，统计出寺、观、庵类占比最多，竟然占到了建筑总数的37.7％。其三、重庆的寺庙园林大多居于背山面水的风水宝地，其既依据山水随形赋势，又与庭院形式相结合，既表现出园林形态，又反映出宗教特征，如华岩寺、老君洞等。其四、重庆的纪念园林和历史遗址，偏重于纪念武人，如涂山禹王庙、忠州巴王庙、云阳张飞庙、奉节白帝城、合川钓鱼城等。三若以年中英鸦片战争划个界，之前的古城重庆呈现的是一片传统古建筑的风貌，之后则演绎着近代建筑元素渗透、生长的轨迹。晚清的重庆建筑变迁史，也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建筑诞生、发展的一个小小缩影。从年鸦片战争到年重庆开埠，是近代建筑在古城重庆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可以视为一个“试水”的阶段。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打开了，西洋建筑也随着鸦片一起闯入了中国及重庆。重庆最早出现的西洋建筑是西方古典形式的“教堂”。据《巴县志》记载，早在年（清康熙四十一年），意大利和法国的传教士就已在重庆设立教堂，不过那时的洋教士们只是购置本土房产来充作教堂和住房，却并未修建房屋。在重庆现身的第一座教堂建筑叫作“真原堂”，是法国天主教于年（清道光二十四年）修建的一幢砖木混合的三层欧式建筑，其址在骞家桥(今五四路中段)。发人深思之处在于，这种“异类”建筑的出现过程并不平静，引发了一连串的民教碰撞，甚而引发了晚清史上两次著名的“重庆教案”风波。第一次重庆教案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战败，于咸丰八年(年)分别与英、法、俄、美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有“任由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规定，时任天主教川东主教的范若瑟（法国人）即据此条约，向清廷强行索要重庆长安寺（现重庆二十五中校址）来改建教堂。这个长安寺修建在重庆府衙后金碧山上，“尤全城要害之区，高亘城之脊梁”，原本是川东三十六民团团练总局和八省绅商会所的驻足地，范若瑟之举既伤害了地方利益，又冲撞到本土人的传统文化本位意识，由是导致“民人以失险堪虞，因愤阻而交讧”，进而将业已建成的真原堂也“打毁”了，“酿成外交巨案”。（民国向楚主编《巴县志选注》)这场民教冲突持续了好几年，川东道最终做出一个折中决定，由八省绅首负责修理被损毁的真原堂，并赔款20余万元，另行卜地修建新教堂。年，法国天主教在城外方家什字(今渝中区民生路重庆宾馆附近)建成了新教堂，名曰“若瑟堂”。该教堂采用了法国哥特式建筑形式，宗教色彩浓郁，气势雄伟，乃是重庆市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天主教教堂。年，又发生了第二次重庆教案。美国基督教会拟在城西鹅项颈（今鹅岭公园）、朝天门下铜锣峡以及南岸丛树碑购地建教堂和房屋，士绅赵昌熙率民众联名呈请县衙予以制止，理由是洋人欲“压断龙脉，有伤风水”。是年7月1日适逢重庆府武生会考，应考武生在激愤中拆除了鹅项颈教堂。由是引发了教民与民众的惨烈械斗，双方共死伤数十人。巴县知县两头畏惧，不敢断案，致使此事件持续发酵，事态一直扩散至川东各地，影响甚巨。尽管民教冲突不断，洋人的教堂终究还是陆续建了起来。年，英国在渝中半岛九块桥（今放牛巷与马蹄街衔接处）修建了基督教福音堂；年，美国在戴家巷（今临江门重医附二院旁）设立了美以美会总堂；年，英国在南岸丛树碑修建了教堂，美国在鹅项岭修建了教堂。截至年3月31日《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约》明确规定重庆开埠，西方传教士在重庆先后建立起了各式教会近十个，修建了各式风格的教堂十余座。自重庆年开埠至年设市这四十来年，是重庆近代建筑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重庆的传统建筑形态被真正冲破了。随着西方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日渐渗入重庆人的社会生活，同时近代建筑生产的条件逐步形成、完善，一批运用新型式、新材料、新技术修建的西式建筑络绎出现，包括洋行、领事馆、教会、学堂、医院、邮局、海关、码头、仓库等。继教堂之后，率先登台亮相的西洋建筑是洋行和领事馆。开埠促使商务活动日趋频繁，进出口货值与日俱增，洋行在货物品质、交易、运输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以致“土货积滞，洋货畅行”，于是洋行日益增多，洋行建筑也随之日益增多。洋行主要分布在城内望龙门和南岸龙门浩一带，诸如英国的立德乐、太古、怡和，美国的利泰、永丰、后理，德国的西门子、美最时，日本的武林、日清等。截至年辛亥革命爆发，英、美、德、日等国在重庆的洋行已多达50余家。领事馆建筑也随着开埠出现。早期的领事馆集中在通远门五福宫一带，年英国人率先在五福宫旁修建了领事馆，美、法、德追随其后也在附近修建了各自的领事馆，由是形成了一条著名的重庆领事巷。伴随着各种行业兴起，其他各类西式建筑也应运而生：年，美国美以美会在城外曾家岩创办了求精学堂，英国基督教公益会在南山文峰塔下创办了广益中学；年美国教会在临江门戴家巷（位于魁星楼和洪崖洞之间）医院；年英国教会在木牌坊（今民族路中段）医院，年法国教会在二仙庵（今山城巷80、82号）医院；此外，年，英国商人立德乐在白象街设立了重庆第一家商埠邮局“重庆信局”；年，现南滨路一带建起了法国水师兵营、美国使馆酒吧等；由于南岸马鞍山、下浩片区是“外企”聚集地，也伴生了大量精美的西洋建筑。欧美建筑之风也逐渐吹进了重庆官商士绅的圈子，比如年杨氏家族修建的聚兴诚银行，年临江门顺城街魏姓商人修建的住宅，就都是仿照“洋楼”的建筑，堪称当年新式建筑的典范。年，魏宅曾被日本领事馆租用；抗战时期，聚兴诚银行曾用作国民政府外交部。初期的西式建筑，类型和数量都十分单一和有限。且大多出自洋人设计师之手，不免有生搬硬套之嫌，比如重庆明明是一座“火城”，不少洋房的墙壁却厚达50cm，有些还专设了壁炉。从年重庆设市到年抗战爆发，是重庆近代建筑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中国建筑界掀起“文化复兴”风潮的大背景下，重庆的近代新建筑活动开始尝试着吸收中国元素、本土元素，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同时开始形成自己的建筑师队伍。修建“菩提金刚塔”和自来水厂、火力发电厂，就是其中的典型表现。直至上世纪二十年代，重庆的人口与工商业依旧集中在传续久远的古城范围之内，城市空间十分狭小，三尺余宽的步道仅够通行滑竿、轿子，已远远无法满足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年2月，国民政府第一任重庆市长潘文华决定开拓新市区，首先是要修一条能行驶汽车的公路。由于重庆“一面当陆，三面滨江”，这第一条路只能定在了七星岗至上清寺一线。而当时的通远门外是一大片坟场，要修路就必须迁坟，老百姓既耽忧先人陵寝难安，又恐惧鬼神作祟，一时间人心惶惶。民众中的袍哥更是口吐恶言：“谁敢动老子的祖坟，老子就和他拼命！”市政府为了平复汹汹民情，由是牵头于年在通远门外的纯阳洞旁建成了一座菩提金刚塔。这是一座融入了一些欧式元素的藏式佛塔，方形塔身上阴刻着《佛说阿弥陀经》碑文，四角为欧式爱奥尼克涡卷柱，往上是横刻的“菩提金刚塔”五个字，再往上是喇嘛塔，塔顶是垂云式花轮。为了增强佛塔的信服力，专门请了西藏活佛来主持修建，碑文也是专门请佛学家张心若来撰写的。尽管如今的通远门“城外”早已经变成了闹市中的闹市，重庆人喝酒划拳仍会时不时吼一声“七星岗闹鬼哟”；但人们不太了解的是，从前的人还爱在这拳诀之后跟上一句“金刚塔镇邪哟”，那缘起就因了这座佛塔。年修建的重庆自来水厂和年修建的大溪沟火力发电厂，也都借鉴了西式建筑风格，并且在新材料、新技术方面也有所突破，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另外值得注目的是，这两项建筑的设计者都是中国建筑师，一个叫税西恒，一个叫汪和笙。这期间还产生了其他一些建筑，如年建成的重庆大学理学院、中国西部科学院(今重庆自然博物馆北碚陈列馆)，年建成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办公楼(今磁器口28中图书馆)，医院(医院)，都是些中西合璧的建筑。自年始，小什字一带络绎崛起了一批银行大厦，这是重庆近代建筑趋向成熟的标志。在这个重庆最早的金融区里，汇聚了许多瞩目的新式建筑，如重庆美丰银行（年）、四川商业银行（年）、中国银行（年）以及四川饭店（年）等。这批建筑拥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采用了新材料（钢筋混凝土、水泥等）、新结构型式（砖石钢木混合结构、钢架结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等）、新设备和新工艺（供热、通风、电梯等）；其二、已由古典风格向现代风格转变；其三、都是由中国建筑师自己设计的。抗日战争八年，是重庆近代建筑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是重庆城市发展一个突飞猛进的时期，市区面积由年建市时的8km2猛增到年9月的km2；迁建区就更宽了，东起广阳坝，南达南温泉，西抵白市驿，北至北碚，总面积达km2，随着城市的发展，重庆近代建筑活动在工业建筑、公共建筑、住宅建筑等各个方面广泛展开。工业建筑伴随着大量工厂内迁出现，为古城重庆增添了一道崭新的风景线。当年内迁的金陵兵工厂（江北陈家馆）、汉阳兵工厂（九龙坡鹅公岩）、湖北铁厂（大渡口）、第二兵工厂（唐家沱）、豫丰纱厂（土湾）、裕华纱厂（翘角沱）等，就是后来重钢、长安、建设、嘉陵等大型企业的前身。公共建筑覆盖面十分广泛。这些建筑如国民政府办公楼（今人民路号）、行政院等“五院”建筑、山东省立剧院(今抗建堂)、中央银行印钞厂（今鹅岭正街1号）、跳伞塔（今两路口体育场内）、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今红岩村革命纪念馆)，以及三十多个国家的使馆或通讯机关等，虽多半为砖木或混和结构，俭朴纯厚，却也透露出一些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想。住宅建筑也应运而兴。特别是广布于市区内外的官邸名宅，如蒋介石的“云岫楼”、宋美龄的“松厅”、宋庆龄的“松籁阁”、林森别墅“林园”、孔祥熙官邸“孔园”、白道成公馆“香山别墅”、马歇尔寓所，以及郭沫若、老舍、陈独秀、汤子敬等名流的私邸。它们总体属于现代建筑，却又风格迥异，或呈国际风范，或显传统民居风貌，反映出其时建筑的多元性。抗日战争结束以后，重庆进入了近代建筑发展的第五个阶段。重庆人雄心勃勃地总结着八年抗战的经验，以促进城市建筑的未来发展。重庆市政府曾于年7月制定了一部“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拟定出交通、港口、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市政建设、公共绿化及科、教、文、卫等方面的规划。这是重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这部“建设草案”却并未能实施，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在城市中心都邮街广场原来“精神堡垒”的基础上，于年10月10日落成了一座抗战胜利纪功碑。这座八角形柱体盔顶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纪功碑”，后来虽改了名，却迄今仍默默地矗立在高耸的现代楼宇之中。它忠实地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坚韧地支撑着这座城市的过去和未来。抗战胜利纪功碑，已成为英雄重庆的一张不可替代的名片。四千百年岁月流逝，古城重庆的建筑也在不断推陈出新。有意思的是，有如“活化石”般的吊脚楼却一直在巴渝建筑史上顽强地延续。时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近代建筑已日渐扎根重庆之时，重庆吊脚楼居然还再次掀起了一个小高潮，我幼年时看到的吊脚楼主要就是那时期留存下来的。说来道理也简单。农耕时代山地发展极为受限，百姓普遍贫穷，用几根竹杆加几张篾笆折就在崎岖山地上搭建一个便捷居所，也是势所必然的事。重庆旧时流行过一句民谚叫作“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就从主客观两方面说明了吊脚楼流行的原因。战火中的陪都时期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当年的“下江人”如潮水般涌入重庆，重庆市人口由年的47万猛增至年的88万，年更扩大至万，重庆本就地窄山多，战时物资储备又日益匮乏，再加上日本飞机三天两头狂轰滥炸，大批民房转瞬即被焚毁，市内住房的拥挤与欠缺可想而知。地既不平，人又无银，于是不管本地人还是下江人，便都争相建造速成而价廉的吊脚楼。好在建于层岩之上的渝中古城天生拥有坚实的地基，遍生的毛竹又提供了坚韧的建筑材料，又何乐而不为呢？一眨眼又是半个多世纪过去，重庆城市建设已发生了沧桑巨变。尤其是直辖以后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重庆地图最长三个月就要换一次。当今的重庆主城现代高楼林立，已很难寻觅吊脚楼的踪迹，但我心中吊脚楼却从未远去。每每从外地归来，远远眺望参差错落、光影交错的山城夜景，即便我这个“老重庆”也依旧会惊诧于那种平原城市难以媲美的奇观；并且总觉得，那高高低低的灯影深处闪动着吊脚楼的灵魂。《巴渝古今随笔》系列8巴蜀·盆地之恋《巴渝古今随笔》系列·7·说巫《巴渝古今随笔》6盐巴里的巴文化《巴渝古今随笔》5连接江与河的先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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