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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和秋天都有一点烦躁。 但当我只能默默地与这一点点不知从何而来的烦躁斗争时，秋天还可以用一场夏天式的暴雨将自己心里的不快乐狠狠地宣泄在每一个人头上。 其实按时间来说，前天已经过了秋分，如果从立秋算起，秋天已经来了快五十天。但是直到早晨结束了课程，走出三教的一瞬间，那若有若无的风里的清凉，才让我有了“咯噔”一下，“噢，秋天来了”的感觉。 大概除了服装店以外，我们对于换季总是不太敏感的。有时候，即使明晃晃地看见了日历，也还是这样。 最喜欢这款男女主角看向两边的海报， 可惜封面放不下 《江湖儿女》上映的首日我就去看了，百联的大影厅里稀稀落落地坐着二十来人。去时我是抱着一种即将激动的心情的，但看完了却没有什么想说的，直到现在才慢慢回过一点味来。 在知乎上看到一篇影评，名字是“江湖儿女：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奥德赛”。一看到这个名字，大感作者点评的敏锐，只是点开来发现没有细讲这个类比，略感失落。 《奥德赛》是荷马史诗的第二部分，剧情承接《伊利亚特》，讲述了伊塔卡国王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海上历经诸多后回到了家乡，然后在家乡利用智谋和欺骗复仇了向他妻子求婚的人们，恢复了王位。 看电影时，我被前半段大同“黑帮”的叙事所吸引，巧巧向天的一枪也让人为之一惊。 可在电影的后半段，虽然张译饰演的“负心汉”被女主敲诈一类的情节间歇地引人发笑，但在整体的剧情与设想的江湖之快意恩仇渐行渐远后，影院的氛围难免冷了下来。我也听见邻座的两人开始讨论廖凡的长相：“这样看，廖凡真丑啊。” 巧巧鸣枪 无论是将电影看作江湖恩怨的故事，还是中国大地变迁的编年史，《江湖儿女》的后半部分都显得仓促而不知所云，加上贾樟柯毫无过渡、大幅度跳跃的场景切换，让我现场观影的体验大大地下降。 ----- “奥德赛”这个类比，却为我们的理解打开了一扇窗。 首先从内容上讲，两者都是“回家”的故事。大同街头的斗殴和向天的一枪是江湖人的特洛伊战争，巧巧在监狱的五年和跨过奉节、武汉和新疆的漂泊旅途便如同奥德修斯在海上的十年颠沛流离。 奥德修斯与海妖-塞壬（Sirn） 在人物的行事上，两者也有类似之处。巧巧在奉节时经历了钱包被偷的困境，尔后通过欺诈“负心汉”、在婚礼上混吃混喝等手段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 情节在巧巧戏耍了意欲强奸自己的摩的司机后来到了巅峰，巧巧用“骗术”、伪装和果决一举三得——避免被侵害、复仇了司机，也通过报警找回了郭斌。 同样地，奥德修斯在回到家乡后，面对诸多求婚者和背叛者，也曾化装成乞丐，利用比武的机会诱杀了所有的求婚者。 ----- 在两部作品中，主人公的种种行为在普遍的标准中并不合乎道德，但从观众的视角来看，人们反而十分支持这种行为。前者被视为女性在保护自己时的“机灵”，后者被认为是王者在发动进攻前隐藏自己的“诗术”。 原因也许在于两者更深层的相通之处。奥德赛中，伊塔卡政局的混乱和诸多求婚者的涌现是因为奥德修斯的销声匿迹，是人们对于神话的丢弃。 而在《江湖儿女》的开头，郭斌拿出关二爷裁定了两个兄弟的债务纠纷，就是江湖神话的最后余音。讲义气、讲规矩的江湖习惯如同对神的敬畏一般，在时代的冲击下支离破碎。 “先上主食后上菜”的怒吼不过是郭斌对于时代的后知后觉，早在双胞胎一次次正面地挑战大同“旧黑帮”的秩序时，郭斌靠资历和威信建立起来的拉拢体系已经崩溃了。 无论入狱与否，在新世纪的浪潮中，郭斌注定难以成功转型 奥德修斯用诗术重新建立了自己的王国，本质上宣告着神话时代的终结和诗歌时代的开启。民众不在会被简单的神意所指挥，统治者也只能够用诗化的演讲方式去说服民众。 就像巧巧支付了工钱，依旧能够保有自己在大同一间棋牌室里的领导地位。而一味讲求回到过去，强调规矩的郭斌，沦落到了任人凌辱的地步。 ----- “对我来说，江湖一定有一个动荡的变化剧烈的时代，胡金铨《龙门客栈》、《侠女》等大部分放在动荡的背景里面，都是社会积聚转型，非常不平静，人的生活有非常多危机的背景，充满危机的生活环境，是江湖必要的元素。” “我一直想拍这样的影片，而且我不想把它放在一个时间点，我想拍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怎么被改变，江湖道义、江湖情义怎么改变。” 江湖道义最终被资本逻辑所取代，遵循着老规矩的旧时代被快速飞奔、新潮频涌的新时代所替代，江湖早已不存在了。 《江湖儿女》与《奥德赛》的这种思想上的相似，也许能够帮助戛纳的评委更好地理解电影的脉络。但如果仅限于此，那么这部电影也不过是新瓶老酒，就真的成为“赵涛电影宇宙”的“山西人联盟”了。 荷马诗化的王国最后依旧受到了哲人的猛烈冲击，时代的变迁不曾停止。巧巧和奥德修斯作为顺应着时代改变了行事方式的两个人，都重新得以在新时代立足。但这种以时代为主体的宏观叙事终究不是导演想要的。 据称电影的英文名原本是《MonyLov》，意在无论什么时候，人的追求总是这两者；后来因为导演的灵感改成了《AshisPurstWhit》，就是“（火山）灰最为纯净”，对应了影片开头巧巧开枪前的那番话。 其实无论是英文名中的哪个，都表现出了人作为主体不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一部分。 前者指明了不论在何时，一个人安身立命，探寻社会行事法则的切入点；后者则散发出人文主义的光辉，也确实更加契合影片——郭斌的关二爷雕像不过是一时的江湖规矩，巧巧的情义才是江湖儿女不变的品质。 这也就是为什么观察者不会因为巧巧的欺诈和种种手段而厌恶巧巧，只要巧巧于内心保有自己选择开枪那一瞬间的情义，不论其行事如何，情理上总能获得大众的原谅。 这才是所谓江湖儿女，也就是电影在压缩版古希腊史诗式故事下能引发国人共鸣的精神内核。 影片的末尾让人印象深刻。郭斌逞强地离开后，巧巧站在门前似乎有些茫然地看向远方，这一画面被棋牌室的监视器记录了下来，而监视器的画面最终又被导演的镜头所记录。 影片中，郭斌说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滑向了更加不堪的境地。实际上，面对时代的变迁和冲击，终究没有人能够做到淡然处之。过去的巧巧父亲，现在的林大学生以及非主流的表演团主唱乃至巧巧，在当下成功也好，失败也罢，无不在迷茫中挣扎。 当时代的变化如同季节的变换般进行，绝大部分人是无法及时的感知到的。 人无法追上时代，却也不必去追；秋凉了要添衣，自己总还能是自己。 与托尔斯泰的说法相反。每个人的“火山灰”大概都不尽相同，唯有丢掉了的那些人同样地不幸。 --nd-- |
